1936年的10月，正是秋高气爽的宜人时节，红一、红二和红四方面军成功在西北的会宁城顺利会师。会宁城内锣鼓喧天，彩旗招展，为胜利会师的队伍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和庆祝仪式。

然而经过整整两年长征路上的苦难磋磨，红军队伍十去八九，剩下的二万五千人无不是瘦骨嶙峋、形容憔悴。所有红军部队的资金加在一块，也只剩下不到1000美元，于是毛主席给宋庆龄写信，请求她代向宋子文借钱。

宋庆龄很快就给中央汇去了五万美金，直到新中国成立二十周年后，毛主席才知道这笔钱的真正来处，内心对宋庆龄支持中共和中国革命的敬佩也更上一层楼。

宋庆龄和毛主席同年出生，一个年初一个年尾，虽然出身于不同的家庭，幼年的成长经历也有很大差别，但他们对中国革命的感知历程几乎是同步的。

宋庆龄的父亲宋嘉树在她出生之前就已经是上海的商业巨贾，同时也是孙中山在革命道路上的坚定支持者和挚友。而毛主席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十三四岁就熟悉了田间地头的一切劳作方式。

早年经历截然不同的两个人因为辛亥革命而被拉到了同一条大道上，成为孙中山革命伴侣的宋庆龄通过国共的第一次合作认识了在国民党一大上侃侃而谈、满心满眼只有国家和人民的共产党代表毛泽东。

国共合作的三年内，宋庆龄多次接触和了解了为革命废寝忘食的毛泽东，也对共产党人产生了更多的欣赏和赞同。

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于1925年3月12日逝世后，国民政府内支持和认可共产党的左派领袖廖仲恺也被暗杀，国共合作形势急转直下。

邹鲁、谢持等人于11月12日在北京西山召开了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将中共彻底驱逐出去。宋庆龄听闻后专门从上海赶到广州参加国民党二大，在会上表达自己对中共的坚定支持，呼吁国共团结。

然而北伐战争的胜利提高了蒋介石的声望，也把他的野心放大了。他在国民党二大上激昂地宣称：“去年统一了广州，今年即不难统一全中国”，会后反革命的小动作从不间断，直到1927年4月12日直接掀起了大规模的反革命政变。

仅仅三天时间，就有300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被捕和失踪的人数高达6000人，令宋庆龄无比震惊。22日，宋庆龄和毛泽东联合39位革命者发布“讨蒋通电”，痛批蒋介石这个“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蟊贼”。

然而右派已经掌握军政大权，三个月后武汉的汪精卫在宋庆龄等人的严正抗议下悍然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宋庆龄悲痛交加，当即声明自己同这些孙中山事业的叛徒彻底决裂，并退出了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从武汉搬到上海。

第一次国共合作彻底破裂了，宋庆龄和毛泽东等中共党员也天各一方，但他们的联系从未断绝。在宋庆龄的好朋友路易·艾黎的家中有一台专门负责与中共地下组织联系的电台，宋庆龄用它和苏区的红军保持了十年的联络。

“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族遭到了外族侵略，宋庆龄专门从苏联回国，呼吁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共同抵抗日寇。然而蒋介石早已不复为中国革命而奋斗的初心，一心扑在争权夺利上面，对红军的围追堵截变本加厉。

1932年12月，宋庆龄联合蔡元培、鲁迅等人在上海成立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为遭到国民党迫害的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提供帮助和保护。

由于宋庆龄的父亲靠印刷厂起家，宋庆龄从自己熟识的印刷厂挖掘了很多印刷工人，送到我党的根据地工作，为中共刊物印发和宣传提供了基础保障。

1934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被迫踏上长征之路，宋庆龄一直通过电台和长征中的红军保持联系，也第一时间得知了陕北会师的消息。之后宋庆龄邀请了两位外国友人一起到路易·艾黎家中参加酒会，庆祝红军长征胜利。

1936年，宋庆龄收到了毛主席托红色牧师董健吾转交的银币，上面铸有镰刀和斧头的图样，“九一八”五周年纪念日当天，毛主席又给宋庆龄写了一封亲笔信，追溯革命历程。

1936年的12月，宋庆龄照常打开毛主席寄来的信件，却发现这次的毛主席提出了一个特殊要求——希望宋庆龄作为中间人，向她的弟弟宋子文借一笔钱。

红军长征虽然取得了胜利，没有被国民党绞杀殆尽，却也元气大伤，很多战士不仅没有食物果腹，也没有棉衣过冬，就连毛主席都只有一条棉裤，洗衣服时毛主席就卧在床上处理公务。

宋庆龄知道毛主席向她开口，说明红军已经到了极度艰难，难以为继的地步，但她和宋子文早就决裂，多年来不曾见面也不说话，根本无法向宋子文开口借钱。

宋庆龄去银行取出了孙中山逝世后发给家属的抚恤金，又把自己唯一的私宅、在上海的定居之所——莫里哀路公馆拿去抵押，才凑齐了5万美金给毛主席汇去。

对于这钱的来历，宋庆龄只字不提，之后的几十年内，宋庆龄也从未开口要中共还钱。革命胜利后，潘汉年代表中央把这笔钱还给宋庆龄时，依然不知道那是宋庆龄抵押房屋和抚恤金凑出来的。

1969年毛主席和宋庆龄在天安门城楼上聊天时，这个三十多年的秘密才被泄露出来，毛主席再一次感受到宋庆龄对革命、对我党的坚定支持和信任。

西安事变发生时，宋庆龄积极响应毛主席和平解决的主张，呼吁国共两党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并在西安的谈判中极力推动国共合作。

蒋介石被释放回南京后，国共合作迟迟没能达成，宋庆龄摒弃前嫌，时隔多年再次出席国民党的会议，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强烈呼吁国民党改变立场，停止“剿共”行为，共谋和平统一大业。

1937年8月上海沦陷后，毛主席连连发电给宋庆龄，督促她赶紧离开上海，宋庆龄才动身前往香港，并筹建了“保卫中国同盟”，向全世界募捐。

抗战的军需物资都被宋庆龄送给了新四军，而医疗用品则用来在根据地建立医院，为敌后抗战的1.4亿军民提供医疗帮助。白求恩、斯诺、马海德等国际友人都是在宋庆龄的介绍下开始到根据地工作，并逐渐被热心保国的中共党员们吸引。

1945年抗战胜利后，毛主席应邀到重庆谈判，期间十分想亲自拜访宋庆龄。奈何宋庆龄当时住在大姐宋霭龄家里，身边时刻都有国民党特务跟随监视，她会客的权利也被限制。当人民群众因国民政府的恶行游行声讨时，蒋介石甚至多次将宋庆龄推出来当挡箭牌。

毛主席到重庆一个月后，宋庆龄设法摆脱了特务的监视，专门赶到桂园和毛主席、周恩来相见。国家残破、战火纷飞，宋庆龄因立场问题与家中的兄弟姐妹脱离关系，孤身一人奋战在国统区，可想而知她遭受了多少攻击，也能够想象她见到毛主席和周恩来时有多么开心。

一别近二十年，双方仅能通过书信和电报关心对方，见面之后，宋庆龄像贴心大姐一样几次提醒毛主席少抽烟多休息，还给他送了葡萄糖和奶粉等营养品。宋庆龄离开后，毛主席一直目送她的车不见踪影，才转身回去工作。

毛主席在重庆停留的最后十一天内，他和宋庆龄见了6次面，志同道合的两人有着说不完的话题，在国家统一之后的发展、联合政府的成立、各党派的安顿等方面都达成了高度一致。

1949年1月21日，全国的解放战争胜利在即，毛主席便给宋庆龄发电，邀请她到北平参加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只是当时的上海尚在国民党手中，白色恐怖一日胜过一日，宋庆龄日常手枪都不敢离手。

5月7日上海解放后，上海市长陈毅第一时间赶到宋庆龄的住所探望她，谦虚地向宋庆龄请教了很多治理上海的建议。同时北平紧锣密鼓筹备的政协会议召开在即，周恩来提出让邓颖超亲自去迎接宋庆龄北上。

这一次宋庆龄说出了她不愿到北平去的原因，1925年孙中山在北平医院逝世的阴影伴随了她很多年，如今二十四年过去了，宋庆龄仍然无法面对那个伤心地。

两天之后，邓颖超登门拜访，诚恳地邀请宋庆龄参加新中国的政协会议，共商建国大计。由于毛主席和周恩来特意叮嘱不能勉强宋庆龄，邓颖超只是以恳切热忱的态度同她商量，宋庆龄经过一个月的慎重斟酌，最终决定北上。

1949年8月28日，宋庆龄和邓颖超乘坐的火车将在下午4点15分抵达北京，毛主席刚吃过午饭就换上了整齐的中山装，和周恩来、董必武等50多位重要领导人出发前往火车站，准备迎接宋庆龄。

火车抵达后，毛主席第一个迎上去握住宋庆龄的手，连声说：“欢迎你，欢迎你，一路上辛苦了”。之后的一个月内，宋庆龄和毛主席一起出席了很多新中国筹建的重要会议，对共产党领导、多党协商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成立做了很多建议。

1949年10月1日，当毛主席亲自遥控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宋庆龄两年前创办的儿童剧团也在天安门广场上欢快地打着腰鼓，看着每一个人脸上洋溢的笑容，宋庆龄的眼泪不禁顺着脸颊流了下来，孙中山先生多年的遗志，如今终于实现了！

1950年5月，宋庆龄要返回上海，毛主席亲自为她践行，得知宋庆龄很多辣菜都不能吃后，毛主席十分懊悔，等宋庆龄再次从上海来京时，特意准备了一桌上海风味的饮食。

之后的年岁中，毛主席和宋庆龄的书信往来更加频繁。宋庆龄于1957年向刘少奇提出想要入党的想法，毛主席和其他领导商议过后，认为宋庆龄留在党外更能发挥对中国革命的作用。

同年11月，毛主席邀请宋庆龄加入中共代表团，参加俄国十月革命的四十周年纪念大会，宋庆龄作为中共的代表在红场大会上进行演讲。

1976年9月毛主席逝世的那天，宋庆龄听到秘书的话后泪流满面。比毛主席还要大十一个月的宋庆龄从上海赶到北京，为毛主席守灵三天，最后实在太过虚弱，成为追悼会上唯一坐着的人。

1981年5月16日，宋庆龄已经进入垂危状态，邓小平通知了她中央接受她入党的决定，并选举宋庆龄为国家名誉主席。13天后，宋庆龄在北京医院与世长辞，中共及国务院为她立碑铭文，永远铭记宋庆龄为国家和人民所作的贡献。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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