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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江大研镇“明春和”商号旧事
——一个92岁纳西族老人的回忆
整理:夫巴
原作:杨佩兰
内容介绍:“明春和”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丽江商会会长杨茂材在丽江古城开设的一家商号。作者杨佩兰是杨茂材的第三个女儿,她曾亲身参与了“明春和”的一些经营活动。回忆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丽江茶马古道、商贸、文化、教育、婚姻、妇女生活等方方面面的情况,对人们了解丽江古城和纳西族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和史料价值。(和钟华)
春城晚报(朱婷摄)
一、杨敏与“明春和”
我的爷爷叫杨敏,丽江大研镇人,住四方街现云巷。还在三岁的时候,他就失去了父亲,在杨敏上面还有一个姐姐,母子三人相依为命,那年我的曾祖母年仅25岁。
为了一家人的生活,曾祖母把大院让给本家宗亲,自己只管理四间商铺。一间做大门,两间租给别人,自己经营一间,同时把祖上留下来的三四十亩田地租给别人,使自己吃穿不愁。
在舅舅家的帮助下,杨敏到读书年龄时就在家读私塾。然而好景不长,丽江突遭伤寒疫情,三个舅舅都死了,杨敏只好辍学,转学裁缝。
姐姐出嫁后,杨敏自立门户,在自己家的铺子里开了个裁缝铺,并结婚成家。杨敏的媳妇是个很能干的纳西族妇女,娘家也在同一条街子上,除了经营商铺外,她还拿回一部分土地自己耕种。家里酿酒、养猪,还参与缝衣服,日子过得很红火。唯一美中不足的是,结婚几年连续生了两个女儿,让婆婆愁眉不展,因为杨家已经四代单传了。到第九年,终于生了个儿子,婆婆很高兴。但孙子刚满四岁时,婆婆因病去世,死时还未满60岁。
杨敏的大儿子13岁时,媳妇又生了一个儿子(1895年)。杨敏很高兴,给儿子取名杨茂材,认为自己这一代不至于绝后了。没想到茂材十个月大时,大儿子急病去世,家里又只剩一个独儿子。
经过多年的积累和历练,杨敏两口子不满足于开点裁缝铺,他们看准丽江四方街在茶马古道上的特殊地位,开了一个盐号。他们买来十匹骡子,雇个伙计,从兰坪的啦鸡井驮盐到丽江,然后销售出去,获得很好的利润。接着又买了十匹骡马,请了个马锅头。生意越做越大,他们把盐巴从丽江销售到永胜、华坪、宁蒗,从而使现文街成为以盐铺为主的商业区。生意做大了,交往也就多了,杨敏就给自己的商号取了个名字,叫“明春和”,这是清朝末年的事。
二、恼人的家事
杨敏的姐姐五岁时便失去父亲,姐弟俩与母亲相依为命,度过了艰辛的童年。长大后,姐姐出嫁到兴文村李姓人家,这家人都在维西做生意,从丽江到维西要走五天路,虽然赚了些钱,但很辛苦,后来姐夫也去世了,姐姐没有生育,留下她一人生活。她虽然抱养了一个儿子,但也住在维西,不回丽江,所以多数时候都是杨敏的几个女儿去照顾她。晚年,她眼睛也瞎了,但很有钱,只要侄女们来,都会抓一把铜钱给她们。
杨敏的大姑娘嫁到剑川,结婚后生了个女儿,断奶后把她送到丽江娘家。那时杨敏的母亲还健在,老人家很是高兴,说我们杨家也有四代同堂的一天了。后来的四个孩子都是从小寄养在丽江,由娘家人抚养,长大后才送回剑川的。
杨敏的二姑娘嫁到大研镇赵家,丈夫是个独儿子。赵家是个大户人家,人称“赵员外”,原来很有些资产,后来家道中落,丈夫又染上鸦片烟瘾,还赌博,就把家业都败光了。二姑娘本来是个老实人,碰上这个烟鬼赌徒,生活出现困难,杨敏拿出资金,帮姑娘盖了一所房子,又替姑爷租个商铺,让他开个银店,但终究没有出息。
杨敏的三姑娘聪明伶俐,从小订的亲事。但男方长大后变成个吃喝嫖赌的浪子,她看到二姐的下场,不愿意跳这个火坑,于是选择“跑婚”,跟着心爱的人跑到丽江五区。杨敏夫妇请人去找,他俩坚决不回家,要永远住在那里。去的人打他们,可能下手重了,不久,三姑娘就死在五区,这让杨敏夫妇很伤心。
三姑娘去世后,杨敏不久也生病去世。
杨敏去世时,小儿子杨茂材还在读书,四姑娘还未出嫁,只有杨敏夫人操持业务。
杨茂材很聪明,读书时是班上第一名。那时丽江还没有中学,读中学要到遥远的昆明,他是独儿子,不能远行,只好放弃学业,专门经商。
三、杨茂材的雄心
杨茂材是个很有理想的人,凡事都不落在人后。
杨敏手上创办的“明春和”盐号,到杨茂材手上,比以前扩大了两倍。他还请来一个先生,三个伙计。当时云南有些地方种大烟,丽江也不例外,烟农进城不便,城里有一些妇女出来做烟贩子。她们到农村收购新鲜的大烟,卖给二道贩子,中间赚得点小钱。我家盐号也参与了这桩生意,赚得好些钱。有了这些本钱之后,就做起了山货生意,货物有虫草、贝母、黄连、当归、党参、川芎、茯苓、大黄等等。这些药材产地大都在藏族聚居区、永宁、木里等地方,于是杨茂材在宁漠县永宁开了个“明春和”的分号。
杨敏夫人把生意交给儿子茂材后,很清闲,就皈依了佛门,参加了大研镇一个叫“同善社”的佛会组织,平时只是静坐、冥想。每天早上到佛堂里烧香后,就静坐一两个小时。初一、十五要办会,轮流当职做素餐。每年还做些慈善活动,缝些衣服裤子,送给山区的贫困居民。看见卖活鱼的,她也会买些来放生,看见卖活鸟也买些来,叫号里的小伙计到象山上放生。
城里的贫困人家,来要寿衣棺材的也是会给的。
父亲还带头捐款,改造街道路面,从现文直街桥上起,一直到中和街口,铺设了五花石。
四、杨茂材的婚事
丽江白马龙潭南侧的村子属于祥云村,村中和氏家族有一个叫和用礼的人。“咸同之乱”近于尾声之时,和用礼在战乱中救了一个跳水自杀的回族女子,叫薛良妹。当时,她要么自杀,要么被杀,没有选择余地。为了救这个女子,和用礼让薛良妹做了他的妻子。
薛良妹的家族大约于元朝时从西域来到云南,族人一直在禄丰的老鸦关做守关士兵。禄丰属楚雄,楚雄古称姚州,所以称薛良妹为“姚州女人”。和用礼与薛良妹结婚后,子孙兴旺,他们有一个孙女叫和双秀,虽然生在农村,但遗传了回族的基因,深目、卷发,长得很漂亮,而且能干,远近闻名,经人介绍,杨茂材就娶她为妻。
结婚后,婆婆的酿酒摊子就交给了儿媳妇。媳妇会酿酒、磨小粉,还会养猪,婆媳关系也处得很好。
那时候,“明春和”商号和家庭事务是分开的,婆婆当家,媳妇则两头兼顾,既要帮婆婆,又要帮丈夫操持商号事务。
结婚一年后,媳妇生了个女孩。孩子越长越漂亮,取名顺玲。婆婆觉得有个内孙了,非常喜欢,一家都喜欢。没想到孩子一岁半后断了奶,到夏天拉肚子,医治无效死了。
第二年媳妇又生了一个姑娘。算命先生讲,如果生个儿子留得下来,生个姑娘就留不住,这个姑娘难过阎王关,活不了几年。
一家人眼看已经死了一个,又听说这一个也活不到几岁,养这个孩子就没了兴趣,而且这孩子三天两头得病,很是难领。
婆婆不服气,另外找算命先生,说是这孩子命有点硬,要放在儿子多的家里寄养。家人就把她寄养在有四个儿子的一个亲戚家,取名木海,从此很少病痛。
过了三年,媳妇又生了个姑娘,做婆婆的也讨厌了,媳妇也灰心了,婆婆自己是生了四个姑娘折磨够了,自己的大姑娘有四个女儿,四个都是断奶以后就送来丽江叫她带,一直带到七岁才领回去读书,可以说一家都是女娃娃,所以婆婆是带怕了。没想到现在媳妇也连连生女儿,所以她是有点不耐烦了。
这个孙女就是我,出生时间是1920年。
第二年,和双秀终于生了个儿子,就是我的大弟弟(杨焕文)。一家人都很高兴,特别是祖母,七十一岁才见到孙子,杨家终于有后了。
在母亲的影响下,杨茂材也要做善事。跟母亲商量,母亲说,一些困难家庭,人死后没有钱买棺材,用一床草席裹了就埋了,叫作软埋,看着很可怜。杨茂材就去“官门口“,找开棺材铺的和提业,跟他订下合同,只要见到“明春和”的印章,就可以给他拿棺材。然后考虑到死人要穿的、盖的、垫的一整套,丽江城独有一家寿衣铺,他便又和这家订下合同,也是凭“明春和”的印章可以去拿。棺材铺和寿衣铺两家都一样,半年或几个月才来结一次账。
这件事不只是丽江大研镇知道,四乡的农村也知道。这件善事一直做了十多年。
1931年,父亲刚好是三十六岁本命年,而母亲生了二弟(杨焕典),一家人非常高兴,我杨家五代独子的命运终于被打破了。以后又有了三弟(杨焕兴)、小妹(杨佩金),母亲的病也渐有起色。
五、祖母是我的第一个商业老师
大姐木海胆子小,到读书的年纪不敢一个人去上学,来去都要家人接送,后来干脆就不读了。
到八岁时,表妹李木金在肖公祠里读书。肖公祠是女子学校,规模很大,老师也有几十个,学生几百个,从一年级读到师范。一条街上的女孩都在那里读书,可以约着一路去。木海说这下我可以好好读书,要读到师范。
祖母听说大孙女愿意读书了,很高兴。过去她的四个姑娘一个也没有读过书,什么也不懂。这个大孙女生性憨厚,读书很困难,可是她不嫌苦,很是用功,读到二年级便赶上了其他同学。
由于有大姐做伴,我也就非常顺利地被她带去读书,上学时父亲给我取了个学名叫杨佩兰。
我虽然还小,但做事很勤快、很认真,家务样样都会做。那时的盐都是锅盐,一块一块的,买卖时需要破开称量,地面上就会有一些碎盐。从六岁开始,母亲替我准备了两个木箱子,做了一把小簸箕、一把小扫把,让我把地面的碎盐都扫了放在木箱子里,这叫“地灰盐”。
别小看地灰盐,每年积累,积少成多。例如盐驮子来了,他们要过称,盐是装在竹篮子里,下面垫点草,驮盐的人把盐拿出来,篮子就丢了。我用个簸箕把篮子接来抖抖,每一次盐驮子来,我都这样做,每一次能抖得一两斤,能攒下不少盐。我把这些散盐干干净净地筛好,成了白白的盐粉,价钱比大块盐便宜一点。当时食盐很贵,有些马帮也要给牲口喂食盐,他们更喜欢买地灰盐,一年下来,还是赚得不少钱。
我的祖母很疼爱我这个孙女,替我卖地灰盐,还替我上了个“賨”(相当于民间借贷组织,会产生利息),她是我的第一个商业老师。
有一天早上,我和祖母一齐起床,我跟着小伙计去收租,祖母上楼烧香去了。不多时她下楼来,告诉我的母亲,她的头有点昏,要睡一下,让母亲上楼替她把还没有烧完的香烧了。
母亲烧完香下楼来,煮好祖母平时喜欢吃的荷包鸡蛋送去房里时,祖母不会说话了。母亲吓坏了,急忙叫人来,父亲和先生们都来了,怎样叫祖母都不能说话,把医生请到家里看,医生说让家人准备后事。
五天后,祖母去世了,我非常伤心和悲痛。
祖母去世后,我也懂了不少事。有人来买地灰盐,小伙计替我卖了,我放学回来把钱收了,只要有人来约“賨”,我就参加。没想到上了两三“賨”,我就摇着“賨”,大家都说我运气好,可以说是捡着这个“賨”了。父亲说,你自己积攒的钱,还是寄在号房里,给你利息。
就这样,我把私房钱寄存在号房里,开始了自己的经商生活。
六、母亲告诉我酿酒的好处
母亲在中年时期就患上了风湿病。祖母去世时,母亲的病虽然略为好些,可是煮饭洗衣还是无法做,沉重的家务就落在我身上,我面临着辍学的危险。
正在此时,事情出现了转机。母亲有个表妹叫阿一芳,她的娘家在长水村,嫁到大研镇,人能干又漂亮,结婚后夫妻关系也很好。不料她发现了婆婆的隐私,最后婆婆不能容她,逼她离婚。当时叫“休妻”,而丈夫的休书迟迟不来,她只好等着。我母亲便留她在我家暂住,顺便帮忙做家务。这对我来说是天大的喜事,因为这样,我就可以继续上学了。当时丽江城还没有用保姆和丫头的做法,为了这样的陈规,我差点辍学。
阿一芳来了,除了烧火煮饭、买菜、搞卫生、洗衣服,她还做很多事。之后,母亲的病也有些起色,母亲就商量着请阿一芳去酿酒养猪。
我问母亲,家里这么忙了还要酿酒?
母亲说酿酒有很多好处:一大家吃的开水可以在酿酒的灶洞里烧,早饭的粑粑也可以在灶洞里烤,烧上一壶茶水打酥油茶,早餐就可以解决了,对居家过日子非常有利。
另外,冬天丽江很冷,几个火盆里都要烧火,酿酒灶里铲一铲火炭放在火盆里,加上两根栗炭,一天到晚都暖和了。我这样的病人不能冷着,所以要酿酒,剩下的酒糟顺便还可以养猪。
但仅有一点酒糟是喂不出肥猪的,于是又要磨小粉,把豆糟掺进酒糟,才能喂好,所以我每隔三天得磨一次小粉。
对于我来说,石磨太大,一个人磨太吃力,于是5点左右起床,做好磨小粉的准备工作,等阿一芳表孃来就两个人一起磨,每次都磨十公斤左右,每次都要磨两个小时。
我还是个小姑娘,每天起床,就要煮大麦。煮着大麦,上层可以蒸馒头、花卷之类。我和表孃磨完小粉,她过滤小粉,我做早餐,等早餐做好了,表嬉的小粉也滤完了。
大家吃了早餐后,我和妹妹就去上学,妹妹很会读书,在班上是第一名。然而好景不长,阿一芳帮忙了一年,拿到丈夫的休书后,就回长水娘家去了。
七、“明春和”在大理设分号
社会发展很快,贸易也跟着发展。父亲看准时机,在滇西重镇下关设了“明春和”分号。先是派了一个先生和一个小伙计去下关,带上五驮山货和母亲的驮私房腌肉。他们一边做生意,一边租房子,房子租好,带去的货也卖完,卖得了好价钱。他们又买回茶叶,刚好那几天丽江茶叶好卖,价钱看涨,这次来回赚了些钱,下关“明春和”分号的招牌也挂出来了。
“明春和”的生意越做越大,但管理的人手不够。父母亲有时很遗憾地说,大姑娘和二姑娘当中有一个是男的话,就可以管一个号房了。
生意做大了,赚了些钱,祖上留下来的老房太陈旧了,父亲决定重建。
但临街面的生意不能停,于是决定先拆南面和正房,一家人暂时住在北面铺子的楼上。
几个月后,新房基本盖好,可是天井里还堆着小山样的渣土。当时运输条件很困难,连手推车都没有,习惯上,古城里运东西都是人背马驮,人背上一筐渣土要走两里路到郊外才能倾倒,一个人运不出多少,父亲也为此事发愁。
工头建议,请人来把渣土打成土坯,两全其美。这个想法很好,土坯还有用处。
打土坯的方法,是用木板做成一个模型,里面沾点水,泥巴放进去,用手压实,模子拉上来,就成一个土坯了。因为隔两天要翻面,几道工序不能一次做完,所以很难请到人。
大研镇没有人打土坯,怎么办呢?只有我来做。
打土坯并不难,主要是拌泥吃力。我年纪小,拌起来很困难。工头张师傅告诉我,头天晚上用水把泥泡湿,第二天他叫小工来给我拌。小工不一会就把泥巴拌好了,这一天我打了一百多个土坯。我做了两天后,累得要命,腰也直不起来,但几天以后,就习惯了。一个多月以后土堆削去了一大半,土坯也做出几千个来了。
房子很快盖好了,下一步就是格整(装修)。格整是比较麻烦的事,最费工的是雕六扇格子门窗和佛龛上的几十块花板,各有不同的人物和花鸟。请来的剑川师傅姓杨,水平很高,绘画方面是能手,我们不必去求人绘画了。佛龛上的小花板有几十块,都是花鸟,一块与一块不同,他带着一个儿子,同时也是徒弟,师徒一起雕,大概雕了半年才雕完。此外,还雕了一副对联。这副对联是父亲为纪念新房落成特意写的:“克俭克勤,先人创业贻厥远;惟谨惟慎,后辈守成继续长。”这对联是父亲自撰自书的。
新房盖好,比老房大一些,原本是我家的地,后来让给族人了。这次盖新房之前,母亲给本族的阿奶求情,把这块地还给我家,答应给几百大洋。所以我们的正房是五间,南面楼上楼下四间,北面也是四间,一个大门,楼上楼下共十八间房。做住房是完全够了。但是,这些房间,因为生意做得大,除了楼下正房三间以外,其他房间都是做仓库,甚至这些都不够堆盐,还要去外面租。我们一条街上姓习的一家空着三间楼房,我们家租来做堆盐仓库,楼上楼下堆得满满的。一间房里的盐起码也有几万斤,十天半月卖光,家里生意就是这样好。
1933年,丽江县教育局办了个实验小学,男女同校,我们的女子学校撤销了。父亲是守旧的人,男女授受不亲,男女怎能同校?在这样的思想下,我们两姐妹只有退学。老师来到家里说服父亲,也没有用,这样的封建思想,让我两姐妹失学了。
八、布料的插曲
下关号房的先生原先很会做生意,但有一次,上海有一家纺织厂倒闭,他们织的宽口布丽江人叫“芝麻呢”,运到下关,很少有人买。可是我家号房先生不了解市面的情况,听人介绍说,上海人急用钱,价钱很便宜,没有细想就全部买了下来,结果在下关无处销售,只有运到丽江来。
几千匹宽口布,腾出南面两间库房勉强放得下。每匹布价钱便宜差不多3元钱,还是销路不大,卖一个月才卖出几百匹,原因是布的颜色不大好,几千匹布一个颜色,都是灰白色。丽江妇女穿的服饰不是这个颜色,在上海倒可以做旗袍、长衫,到丽江便没有了市场。
有个晚上接到一个电报,是别家的送错了,说是这批布是上海倒闭厂的布,价钱很便宜。
知道这个信息后,第二天一早,全家行动,把四方街、中和街、人和街凡是卖布开铺子的人都叫来,一匹布便宜几元钱地卖,理由是盐驮子要来,没有地方放,所以蚀本把布卖出去,把地方腾出来。
平时我们也不买卖布匹,人家也不怀疑我们,两天中卖出去千多匹布。
卖不完的还有百多匹布,就请来几个裁缝,缝制对襟衣服和裤子。这几个年轻裁缝,一天缝出很多套衣服来,一个多月以后,做出千多套衣裤,可是给谁呢?丽江农民穿得再烂,也不会来要衣裤的。只有山区人来要,而且要等到衣不蔽体的人路过,才能叫住,送他一套衣裤,问他要不要多要几套,并告诉他们可以喊亲朋来我们这里拿。于是做了件善事。
九、老鸡井盐号
“明春和”卖的盐产自兰坪老鸡井(原名啦鸡鸣盐井,简称啦鸡井,后称啦井。兰坪有1000多年的产盐历史,早在唐代就有盐井,元明时期有“兰州七井”之说。清初又开丽江井,即“啦鸡井”。有资料称,啦井开发最晚,但后来居上,到光绪年间,产量已是其他井的14.2倍﹣﹣编者)。
丽江到兰坪之间隔着一个剑川县,但从元朝时兰坪就一直属于丽江管辖,称为兰州。明代木氏土司与兰坪罗氏土司政治联姻,所以丽江与兰坪之间存在着比较悠久和密切的关系。
“明春和”请的马帮去老鸡井买盐,有时要等几天,成本费用难以控制,所以很难雇马帮。父亲下决心在老鸡井开了个号,派和国臣去当经理。他家是我的舅父亲戚,算是我的表哥。
老鸡井的食盐,每天出多少锅是相对固定的,如果提前订好,自己雇的骡马来时,才不用等。那些年老鸡井的盐有点紧张,和国臣虽然年纪小,但做事很认真,总是能事先订好。父亲曾去过一次,住了半个月,对和国臣很是夸奖。
父亲的意见是,在小地方做生意不能张扬,所以只租了间规模小、不起眼的铺子,看上去像是小本钱做小本生意的,别人就不会注意了。
这地方是矿山,缺乏日用品,在雇请马帮时顺便从丽江带一些日用商品,进出都是生意,总是供不应求。所以老鸡井分号一方面是买盐,同时也销售一些生活用品。这样,马帮来了当天就可以提货,销售的商品也可以增加商号的收入。
不幸的是,有一次夜间号房隔壁失火,和国臣醒来时,火已经烧到门口了,衣服都来不及穿,只穿着睡衣睡裤,手上夹着几本账本跑出来了,一个号房的商品和钱财,都被烧成了灰。庆幸的是没有伤着人,可是损失惨重,几万元的资产,一把火就完了。但这个号房不开不行,因为盐号生意好,大研镇开盐号的人也多了,运盐的骡马也多了,所以一直坚持着。
十、继续扩大经营
纳西父母一辈子的大事,就是要为每一个儿子修建一院住房。
父母生了二弟以后,就准备买地,再盖一所房子。有人来介绍中和街上段土地巷里有一所旧房子要卖。父亲同意后买了下来,可是做仓库也不方便,租给别人,也嫌房子太陈旧了。后来又有人来介绍,狮子山脚有个大花园要卖,父母亲渴望买块地盖一所大房子,男婚女嫁老是去别家借房招待客人,很不好意思,所以虽然价钱贵了一点,但还是买了下来。
第二年,土地巷的房子要重新盖,泥工还是找张师傅,木工还是请原来的那家。首先拆去五间旧房,拆是容易,拆下来的废料运出去就太困难了。土地巷太窄,拿出来很困难,更困难的是盖楼房的新木料还要运进来。当时白沙人用木轮子车把木料运进城,巷道里不好转弯,父亲和我们都着急。有个人发现,旧房边有个小巷,后面有座猪圈,带厕所。一打听,原来是一位老表家。于是跟老表商量,在矮墙上安一道小门,方便我们运料。他家答应了。当天就做出一道小门,门虽小,可是天井很大,运出运进东西的过程省了很多力。更方便的是,老表家离我家只隔一百步,泥工回来吃中饭也很方便。
白沙人送木料的车很大,我们顺便请他们把拆下的旧木料运到狮子山脚花园里,我们多付一点工钱,他们也很乐意,不多时就搬完了。
土地巷房子不大,正东面楼上楼下六间正房,北面楼上楼下四间耳房,南面楼下两间:一间厨房,一间餐厅,楼上房头是屋顶花园,总共十二间房。还没有装修完,就有人来租,所以油漆也不用上,就租给了一家大理人。这家是做生意的,租金每年四五百银圆。
十一、出力不讨好的商会会长
“明春和”生意兴隆,父亲在丽江商界的影响也日益增长,最后父亲被推选为丽江商会会长,下面还有四个委员。商会地址在原来的财神阁里,请着一个工友,这个人住在那里除搞卫生以外,还负责通知事宜。这个人有工资,其他人没有工资。
当商会会长事务并不忙,只不过商会要解决许多麻烦事。
比如,有一伙乡城人带来一批山货卖,十多天了,一斤也卖不出去,就来找商会解决。商会只有请来买卖药材的商家开个会,请大家帮忙。可是大家都拒绝了,原因是山货价钱一天比一天跌价,贴不起本。
有个和班丹,他开号房时间还不长,这批山货他要买,问题是没有现钱,要赊账。乡城人急于出手,同意赊款,条件是有人担保。和班丹苦求父亲担保。父亲被他很多好话说服,答应由“明春和”担保。到第二年还款的日子,和班丹拿不出钱来,说他的货被人骗去了。
乡城人在丽江讨不到债,就到永宁找“明春和”分号要钱,他们说“明春和”是保人,还钱的事,只有找你们。还威胁说,如果拿不到钱,就要把“明春和”所在的皮匠村全部烧掉。
这一下皮匠村的人惊慌万分,这些人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怎么办呢?皮匠村的人去永宁请总管解决此事,总管派人找分号经理商量,先生不敢做主,打电报来请示父亲。父亲只有同意,先由“明春和”垫钱还款,这笔货款总计四五千银圆,最后也没有拿回来。
十二、母亲的猪肉生意
冬天到了,永胜、华坪、宁蒗、金沙江边的人,把肥猪杀了,去掉头和内脏,开成四扇,驮来丽江卖。母亲每年要收购四五十头猪的肉,请人来分解,一头猪的肉,工钱是银圆七八角至一元。师傅怎样剔,我在一旁仔细观察学习。到十三岁时,自己剔了一次,但我那时人太小,肉太厚,需要有人帮忙。分解猪肉首先要把排骨和尾骨剔下来,然后剔猪脚做火腿,再接下来把肥肉解成十五厘米宽的长条,用于做腊肉。做腊肉很简单,只需抹上足够的盐,挂在通风的楼上,过了一两月,就成了。
麻烦的是火腿,第一道火硝和食盐抹上,腌在木桶里。木桶很大,装得三五百斤。一个礼拜要翻一次,再抹上火硝和盐,再腌制。腌火腿起码要十多二十天,才能挂出来。
但当时火腿不好卖,排骨和尾骨送帮忙的人以外,剩余自己吃。瘦肉多半做香肠,里脊自家炒着吃。有些人带猪头来,板油也带来,当时板油贵,但猪头便宜,两样合在一起,和带骨肉价钱差不多。我家每年都买十来个猪头,按照火腿的做法同样的腌,板油也有两百多公斤,母亲全部炼了油,够吃一年。当时丽江人除做素饭以外,居家一般都是吃猪油烤饼子,点灯才用香油。我们家每年都要用两百多斤猪油。每年阴历十月起,就有人杀猪来卖。丽江天气比较冷,十月起可以腌肉了,一直可以腌到过年前止。
这三个月当中,母亲隔几天就买一两头猪的肉。母亲的计划是,排骨、尾骨这些送人情。这些部分不拿去卖的原因是,十月中旬起大研镇家家都杀年猪,你送我家,我送你家,三个月来每家都有新鲜肉。我家每天煮一大锅排骨之类的肉,十来个人吃饭,只要再买点蔬菜就够了。母亲负责承担家庭的生活,父亲喜欢买土地,租给农民种,收来的租钱,归给母亲做人情费用。父母亲经济上是各做各的。
十三、永宁被抢
永宁属宁蒗县,居住着纳西族、藏族等民族,是山货药材的集散地,生意好做。但那里土匪抢劫的事时有发生,特别是在民国时期。多数人家一般把贵重东西转移到别处去了,而我们家,经理整天在烟榻上度过,另一个皮匠师傅整天忙于做靴子(做好的靴子用来换药材,这里家家户户都做靴子,当地的名字也叫皮匠村)。号房里还有我二姑爹和一个表侄,他们两个只能做买卖,大事是经理掌握着。
有一天,永宁号房来信,说皮匠村遭土匪抢劫,事先不知道消息,土匪进来把现金、商品、食品、用具全部抢劫一空,请速寄钱和商品来,要不然他们几个要饿死在永宁了。
永宁号房的资金大约有三四千大洋,平时麻痹大意,不会考虑掩藏、转移,被土匪抢劫,经理一家三口、一个皮匠、二姑爹和表弟总共是六口人,吃饭都成了问题,父亲只好打发了几百元的商品带去。此后,永宁方面不蚀不赚地养活这几个人。
十四、现文巷火灾
1940年10月的一个晚上,现文直街隔我家十多家的地方失火,有个小伙计来新房里叫门,报告失火的事。
我们几个跑到号房,看着火势很猛,我跑上楼把祖先牌拿下来,交给母亲,叫母亲带着三妹和祖先牌先离开。父亲和二妹收拾账本和现金。大研镇都是木结构房子,又没有救火设施,火势蔓延得很快,不多时间就烧到我们家来,满满的一个家,几分钟时间就被大火吞没了。这场火个把钟头烧了二三十家,火烧到我家止,原因是父亲盖新房时,东西两面砌成封火墙,发挥了一些作用。
大火灭了以后,剩得的一大堆盐被烧得通红,好心人拎着水来泼,我赶快制止,说这是食盐,不能泼水,一下就会冷了。另外,还剩母亲腌的一大桶火腿,可能有百余斤,桶烧完了,外面的一圈肉烧焦了,里面的还好好的,只不过有股烟熏味。
一夜没睡,专门派一个人守场地,很多亲戚朋友都来帮忙,趁着这个机会把那堆已经冷却的盐搬回来。有劳动力的男女都背,当时没有任何交通工具,只有人背。号房和新房只隔半公里不到,所以你去我来地搬,汇集几十人的力量把五六千斤火烧盐全部搬到新房来,有几个妇女替我家煮饭招待干活的人。
十五、灾后的恢复与重建
房子被烧,还得重建。有人建议说:“1936年损失过不少银圆,过后你们又清理过没有?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再挖一下好不好?我们这几天是农闲,没有事做。”这几个都是堂舅舅,他们是郊区农民。父亲同意了。
第二天他们带着锄头来了,在父亲有点印象的地方挖,真挖出些银圆,虽然上面的被火烟熏着,下面却完好无损。
那时丽江没有银行,钱多了没处放,新房装修时,地板还没有装,父母在孩子们睡了以后,在房间的地上挖几个坑,用几个罐子把一些银圆埋在地板下面,上面用土填平,这事只有他们夫妻两个知道。
当时父亲的生意很好,赚得的钱不少,做本钱不需要那么多,心想以后万一没有钱哪天可以拿出来用。没想到以后的生意越做越大,钱越赚越多,把埋在地板下面的几千元给忘记了。
这次火烧房子,挖出来这几千元钱,对父母亲心理上也算一点补偿。父亲说是只要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们还不算老,还可以苦几年,六个儿女,也都听话,我们还会迎来好日子。
全家都希望号房早日重建。
这条街的人,都靠做买卖过日子,火灾时五六十家都烧成灰了,家家都一样,可是按迷信的说法,火烧一百天以后才能盖新房。当时开马店的有六七家,他们只好搭棚子给旅客住,人和马都住在帐篷里。重建房子要等一百天,建房子起码也要三个月,如此要闲半年了。
我每天在火烧后的号房原址里卖火烧盐,卖的价钱很便宜,只能卖一半价钱,每天风吹、雨打、日晒地坐十个钟头,也只能卖五十斤火烧盐。
但我们家的生意没有断,老鸡井运来食盐送到新房来,很多买卖都在新房里做。母亲的腌肉生意还在号房原址做,我在卖火烧盐时顺便可以包揽这项生意。影响最大的是三间铺子里的零售买卖,以前每天的零售生意可以卖到几百或千元。
半年后,“三坊一照壁”的楼房重新盖起来了,号房也搬回来了,这一次不请先生了,二妹子来当账房先生。
原先父亲在狮子山脚买了一块地,是准备给二姑娘做新房的,地点离我们新房只隔一家人。当时家里经济困难,只盖了三间楼房,两间平房。一间做厨房,一间做餐厅。这房子靠山,有一层地楼,楼上街面可以做铺子。
1947年,二妹结婚。男方没有父母,归五叔抚养。他五叔生意好,有钱。五叔的意见是接到和家住新房,父母亲也一样的想法。杨家是出嫁姑娘,嫁妆也准备好了。可是二妹子不答应,没办法,只有同意住在北面的房间里。姑爷去帮五叔的忙,饭也在五叔家吃,只是晚上回来睡觉,二妹照管着号房。第二年他们生了个小女孩,满月以后,父母亲提出来叫她租间铺子,带着丈夫各自成家去,铺子租在现文横街,母亲准备了点炊具,叫他们自己独立去生活。
号房的事又交回父亲和母亲来管理了。
大兄弟高中毕业后,就去下关号房当经理,他会做生意,丽江发去的货卖了,他又买了丽江需要的茶叶和其他东西回来。
“明春和”在艰难中慢慢复苏。
十六、最后的结局
父亲从祖母手里接手“明春和”,经过一系列奋斗,小本钱慢慢变大,二十年内可能赚得十多万至二十万银圆。宅基地买了三块,盖了五院房子,还买了两百多亩田地,但也遭遇重重灾难:老房子被火烧过,永宁分号被人抢劫过,老鸡井分号被火烧过,期间又被人骗了数不清的钱财,到1949年,“明春和”终于走到了尽头。
时局迅速变化,整个滇西北都面临着新的政治局面。
大兄弟参加了解放军,父母很挂心。
二妹自己开铺,生活没有问题了。
二弟去大理读高中,还需供养,家里还有八口人吃饭,父母亲只有守在铺子里买卖点土杂来维持生活。
而我呢,在娘家大门堂里买卖点食盐,还收购一些土产品。
1948年丈夫周善甫参选伪国大代表,到南京开会,风光了几天。1949年7月丽江和平解放,他只有逃亡。
当时鹤庆、大理、下关都还没有解放,丈夫跑到大理,住在张保兴家。哪知帮会的人知道了,那天晚上要抓他,幸好有个朋友通风报信,张保兴他们替周善甫雇了船连夜逃到下关,第二天坐车到昆明,逃过了一劫。
20世纪50年代初,土改的大风大浪来了,冲垮了不少人,我们家的冲击特别严重,因为五院房子、两三百亩地的关系,被划成大地主。
1950年,大兄弟在下关,从部队里请假回丽江探亲。母亲忙于给他烤饼子,这是他爱吃的。但他的假期不多,必须回部队去,可是母亲挽留,他多待了几天,哪知他所在的三十五团从下关开拔到别处去了。当时三十四团也住在下关,正好朋友在里面,经朋友介绍,留在了三十四团。这一团后来是管公路建设的,以后大兄弟就在云南省公路系统工作,最后享受离休待遇。
1952年,二弟杨焕典考上云南大学,当时的大学是供给制的。大学毕业后,分在南宁大学,一直在广西南宁生活,成为一个知名教授。
我和二妹以买卖小菜为生,三弟卖工。1953年,大兄弟接了三妹去昆明上学;1955年又接了女儿吉森和三弟,也去昆明上学。
1957年2月,我丈夫在个旧教书。我带着两个孩子来到昆明,两个孩子也转学到了昆明。我在昆明环卫系统找到工作,直到退休。
周善甫杨佩兰夫妇(朱婷摄)
可怜我的父母一辈子省吃俭用,还做了很多善事,最后什么也没有了。好在六个儿女没有辜负父母的愿望,党和政府也落实了相关政策,使我们都有了一个好的结局。
杨家五代独子,到我这代有三个儿子、三个姑娘,到现在共有内孙外孙十四个,其中十二个大学毕业。我们姐弟六个中,八十岁到九十岁的三个,七十岁到八十岁的三个,都还健康无病无痛,平平安安地过上了小康的日子。
附注:杨佩兰女士于2017年去世,享年98岁。
注:本文原载自和钟华主编《纳西族妇女口述史》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杨佩兰(1920-2017年),纳西族,云南省著名书法家、纳西族著名文化名人周善甫先生之妻,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丽江商会会长杨茂材之女,小学文化。解放前自十余岁开始在自家商铺里经营盐和土杂生意,见证了丽江茶马古道与经济贸易的繁荣兴旺。解放后以卖菜为生,后在昆明环卫站工作,“文化大革命”下放石鼓山区,1978年复职,1981年退休。1998年其夫周善甫去世后,开始学习写作,留下《佩兰回忆录》《明春和旧事》等几十万字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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